《寻常百姓家》：汇集社会史与精神史意涵的耐读的家史

我和《寻常百姓家》作者么书仪的关系是这样的:本科阶段，洪子诚老师给我们讲授过中国当代文学史；他们的女儿洪越又成为我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这样一种介于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特殊身份，使我在阅读本书时，很容易打通书里与书外。

从作者撰写的《后序》中我们可以知道，为写作此书，么书仪做了长期、充分的准备。父亲生前，她已用心录制了36盘录音磁带，加上其父着意保留的大批个人资料，这为她的著述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尽管初衷是为了纪念父母，但很明显，此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对父母的怀念，而具有更重大的内涵与分量。

当然，《寻常百姓家》首先是一部家史，记述了么书仪父母的家世与一生的历史，主体部分再现了1949年以后，其父母及全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作为边缘人的遭际。与书店里常见的名人之后忆述父母不同，么书仪记录的是北京一户普通人家经历的艰难人生。她的父亲从河北丰润县乡下凭着自己的才能，一路打拼，1947年终于把家从唐山搬到了北京。令人兴奋的新生活开始了，却又迅速坠落，沧桑巨变旋踵而来。

么家的家史之所以值得作为一部社会史来阅读，乃是因为么书仪的父亲所具有的工商业者身份。此身份在数十年历史风云中的跌宕起伏，在书中都得到了细致的记述，配以当年的照片、证件以及各种文稿复制件营造的历史氛围，真实还原了么家作为一户普通人家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一家人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名人，正因为其普通，他们的经历反而更具代表意义。

本书的严谨钩稽也为了解这一时期的经济生活提供了许多有意思的史料。我注意到，第一章写么书仪的祖父在老家丰润县韩城镇刘各庄经营一家商铺，生意兴隆，靠的是进最好的货:“专门到唐山进‘美孚’‘亚细亚’牌煤油，从韩城最好的点心铺‘福德斋’进各种点心，到‘德记’进醋和酱油，到‘福盛昌’进最好的酒”等等；兼卖中药后，又专程到北京采购，先步行到距离火车站最远的沙滩，在北大后面的易晓堂买“开胸顺气丹”，“然后一路向南，到珠市口周家去买‘周氏回生丹’，再拐到杨梅竹斜街的雅观斋，买薛家的‘保赤万应散’，最后的大宗药品进货是到同仁堂”(7页)。这些采买单与路线图，所汇集的民国年间河北唐山周边的优质商品以及北京的名药所在，也为我们了解那个年代的日常生活史提供了必要的细节与场景。

除了学校教育，么书仪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同样看重家教。在“母亲是树”一章，么书仪特意记下了母亲在她读小学、中学以及结婚前各个年龄段的教诲，而“别让人家说我和你爸对你们‘没家教’”一类的话曾反复出现。么母所传授的做人的道理与准则，如“女孩子要自重，自己不自重，别人就不会尊重你”，“看一个人的本性，不能只是看他对你好不好，得看他对别人好不好”，“吃亏就是占便宜”(215-217页)，诸如此类流传于民间社会、朴素而又智慧的箴言，也正是二十世纪甚至更久以来中国人精神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么书仪在书中一再强调了父母对她的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我向父亲学会了吃苦耐劳、勤勉努力，我向母亲学会了让自己遇事就‘扛着’”(214页)。母亲在么书仪心目中无疑具有典范的意义，也就是她说的“母亲时时处处都是我们做人的表率”(217页)。并且，这种崇敬已经传递到下一代，洪越在《序》中即坦承，“我小的时候最佩服姥姥”，“当时想，等我做了姥姥，也要像姥姥一样”。由此显示出一种优良家教的延续。仅以我所见，么书仪在学术上的较真，比如让我非常惊讶的与台湾学者陈芳的往复争论，直到刊物不再提供版面才中止，应当就是遗传了父亲做事认真的品性；而洪越在母亲体衰多病需要照护时，毅然放弃世人歆羡的美国大学长聘职位，回国任教，则是对姥姥有担当的人格不走样的继承。

本来，与么家处境相近的家庭应当不少，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我们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本书的价值以此显现。而假如没有么父留下的诸多私人档案与录音，没有么书仪以做学问的方式考究每一个细节，没有她中文系出身练就的一副节制而葆有温情的笔墨，这样一部汇集了社会史与精神史意涵的耐读的家史，也不会出现。因而，我为《寻常百姓家》的面世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