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底蕴中读懂中国制度

“读懂中国制度”丛书，刘余莉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

刘余莉

读懂中国制度，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和正确认识

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之治”与“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等也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中国的成功，归根结底是中国制度和中国治理模式的成功，所以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究中国治理的特质和优势。在中国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有很多因素都发挥了作用，其中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当属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因此，要读懂中国制度，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和正确认识。

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体系皆非凭空出现，一定有其历史文化的渊源。中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决定的。这套“读懂中国制度”丛书，以中国正史中记载的治国理政故事为基础，与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实践相结合进行阐述，在追溯古代中国治理经验和智慧的同时，呈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以及创新性发展，从而使读者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传承及其独特的民族性。

用西方求知识的方法理解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在方法论上就已存在相当大的困难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是“志于道”的文化，追寻的是宇宙人生的大道。老子指出，求道的方法与求学不同:“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古圣先贤正是通过无为、无知的方式达到了无不为、无所不知。这与西方人求知识的方法已然不同。在求知的过程中，即使知识再丰富，但只要有知，就会有所不知，就不可能达到“全知”的境界。而圣人无知的境界，就如镜子一样，上面干干净净，本身没有任何图像，但是镜子的作用就能达到“无所不知”，可以“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中国古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任何人通过学道都可以成圣成贤。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全知”的上帝只有一个。因此，用西方求知识的方法理解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在方法论上就已存在相当大的困难。

方法论的不同也导致了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分歧。西方人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以“二元对立”为主要特征: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人与自然界等等。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渗透到方方面面，于是父子、夫妇、老板与员工，乃至兄弟、朋友、企业、国家之间都成为彼此对立的关系。所谓的竞争、博弈论、修昔底德陷阱等概念和理论，都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中产生的。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慈子孝、夫义妇德、君仁臣忠、兄友弟恭、诚信合作，互利双赢、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等理念，不可避免会导致误读与误判。

中国古人很早就形成了“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在这种“一体之仁”的观念之下，父与子、夫与妇，乃至兄弟、朋友、君臣、国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因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种整体的思维方式下，中国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仍然保持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相处，从而使得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得以延续。究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在绝大多数的历史阶段中都尊重了古圣先贤“志于道”的发展方向，遵循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采取了“一体之仁”的整体思维方式，坚持了“民胞物与”的道德观念。这种世界观、思维方式、道德观念渗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这套丛书正是从不同的视角解读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如何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外交等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之中，从而为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搭建起一座桥梁。

当然，读懂中国制度，无论是对于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外国人，还是对于中国人本身，都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但这又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因为它对于促进中国社会和谐，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具有重大意义。“读懂中国制度”丛书也是坚持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次尝试和努力，有助于广大读者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历史底蕴，对于促进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互鉴，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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